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业”）IPO进程正式更新为提交注册状态，这一步距离其此前通过深交所上市委会议审核已22个月有余。对比同时期申报的企业而言，浙江华业的IPO之路显得很艰难。
随着长期资金市场对企业质量和规范性要求的不断的提高，尤其是在强调科学技术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研发实力、公司治理水平以及市场竞争力成为能否成功上市的关键考量因素。
然而，浙江华业在研发投入方面长期低于行业中等水准，2019年多项发明专利申请遭驳回，且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未入选，技术创新性备受质疑。报告期内，高管薪酬与研发费用界定模糊，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导致研发费用不准确，存在虚高嫌疑，严重影响了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与此同时，实控人一家三口持股78.02%，其家族式股权结构下，实控人高度集权，财务内控乱象丛生，违规转贷、关联方资金拆借及不规范关联交易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企业治理的有效性与财务数据的可信度。此外，公司产品结构极为单一难以抵御市场波动，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下滑，公司持续获取订单能力有限，业绩长期稳定增长面临挑战，同时金钱上的压力与募资用途合理性争议不断。这样一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浙江华业的IPO前景扑朔迷离，也引发了市场对其能否真正符合上市标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与广泛关注。
招股书显示，浙江华业成立于1994年4月26日，企业主要从事塑料成型设备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塑料成型设备的螺杆、机筒、哥林柱及相关配件，主要应用于注塑机、挤出机等塑料成型设备。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研发投入是企业保持竞争力、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浙江华业在研发投入方面的表现着实令人担忧。2019年至2024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费用均徘徊在2300万元以下，其中，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费用仅为1518.83万元。报告期内，其研发投入费用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06%、2.63%、2.62%、2.77%、3.12%、3.06%，呈波动下滑趋势，而同期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这一比率均在3.67%至4.43%之间。浙江华业的研发投入占比持续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种研发投入的不足，凸显了公司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不够。长期的低投入策略，无疑将使得公司在技术创新的赛道上逐渐落后，难以形成强大的技术壁垒，严重制约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公司的专利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仅有的12项发明专利全部在2019年之前取得，此后在报告期内再无新的发明专利。更为关键的是，对于其核心业务至关重要的装备专利一项都没有，其生产主要依赖进口设备供应商提供的设备。这不仅使得公司在技术创新上缺乏自主性，也引发了外界对其技术创新能力的严重质疑。2019年浙江华业申请的8项发明专利皆遭驳回，且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未入选，这些事件更是成为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污点。有媒体对其部分已有专利提出质疑，认为其并非依靠自身研发能力，而是可能依赖外部设备供应商及其他人员。这种技术上的依赖，使得公司在面对市场竞争时，缺乏核心竞争力，难以在技术层面脱颖而出。
研发人员方面，从数量上看，2022年末、2023年末、2024年6月末，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80人、74人、80人，2023年末的显著减少与一般创业板IPO公司应有的研发人员增长趋势背道而驰。同时，公司对研发人员信息的披露极为有限，相较于其他创业板IPO公司，投资者难以深入了解其研发团队的真实情况。
从学历结构来看，截至2024年6月，公司员工总数为1472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仅5.4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仅1人，占比0.07%，大专以下学历人员却高达81.39%。如此低的高学历人才比例，难以支撑起高强度的研发工作，也不禁让人怀疑浙江华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吸引和留住高新技术人才，以及其是否真的在投入资金进行技术研发。
此外，公司在研发人员的界定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招股书虽规定非全时研发人员的研发工时不得低于50%，但实际操作中，部分核心人员如夏增富、夏瑜键等的研发费用比例却是由总经理办公会决定，并非严格按照工时占比来界定。
正因如此，浙江华业也将部分高管薪酬划入了研发投入，而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争议。董事长夏增富40%的薪酬、董事兼总经理夏瑜键40%的薪酬、监事会主席后桂根50%的薪酬被计入研发费用。尽管公司声称这些高管属于核心技术人员，但他们的工作内容更多地涉及公司整体研发的统筹规划、管理协调等方面，与纯粹的研发工作存在明显差异。这种不清晰不规范的界定方式，使得公司的管理职能薪酬混入研发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发费用不准确，存在虚高嫌疑，严重影响了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浙江华业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实控人夏增富、夏瑜键、沈春燕一家三口合计控制公司78.02%的表决权。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家族成员在公司决策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容易导致决策过程缺乏多元化的监督和制衡。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为了家族利益而忽视公司长远发展的情况，例如在业绩下滑的情况下仍进行高额分红，而不是将资金优先用于研发创新或业务拓展等方面。
家族控股的企业往往还存在任人唯亲、决策封闭缺乏科学性、人才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在浙江华业的经营过程中，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显现，虽然目前尚未有确凿的证据，但市场和投资者对此充满疑虑。这种股权结构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在财务内控方面的问题可谓触目惊心。2019-2020年期间，为满足贷款银行受托支付要求，浙江华业以向舟山市海明特殊钢有限公司采购的名义违规转贷15笔，总金额高达约2.7亿元。尽管公司声称已按时还款，并未损害银行利益，但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贷款通则》和《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也反映出公司在资金管理和合规运营方面的严重不足。
浙江华业的关联交易也存在诸多问题。其关联方金欣贸易（包括浙江金欣贸易有限公司、舟山市天欣物资有限公司）由翁辉、郑钧元实际掌控。此二人系公司实控人夏增富近亲属，其中，郑钧元是实际控制人夏增富之妹夏增飞的儿子，翁辉是夏增富、夏增飞的表弟。
2019-2023年，金欣贸易与浙江华业的交易金额逐年上升，分别为2,654.24万元、3,392.64万元、3,610.87万元，且在2022年和2023年为公司第二大供应商，但在2024年上半年却突然从前五大供应商名单中消失，原因尚未明确。与其他供应商相比，公司向金欣贸易采购的部分钢材价格也偏高，如2023年1-6月在圆钢Φ13538CrMoA、圆钢Φ16038CrMoAl、圆材Φ4404145HΦ440等项目中，采购价均高于其他供应商，对此，浙江华业的解释称，向金欣贸易采购的圆钢以锻材居多，向其他钢材生产商采购的圆钢以轧材为主，而锻材的市场价格通常要高于轧材。
浙江华业主要是做塑料成型设备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结构极为单一，基本的产品螺杆、机筒、哥林柱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长期超98%。这种单一的产品结构使得公司市场根基脆弱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巨大风险，一旦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波动或竞争加剧，公司的业绩将受到严重影响。
在2024年上半年，螺杆、机筒和哥林柱的销售单价均出现大幅下滑，相较上年分别下滑23.10%和17.34%。对此，浙江华业解释称，主要系公司的产品以定制化为主，产品种类较多，不同规格产品价格差异较大；另外，随着圆钢等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公司部分产品销售价格也有所调整。
报告期内（2021年-2024年上半年），浙江华业主营业务毛利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分别为29.08%、26.92%、25.73%、24.82%。尽管目前仍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值，但持续下滑的趋势表明公司在成本管理、产品定价或市场竞争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公司若不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或降低成本，毛利率可能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行业中等水准，从而严重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
从业绩表现来看，报告期内，浙江华业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8.08亿元、7.82亿元、7.36亿元和4.33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9533.27万元、8157.97万元、7029.42万元和4469.12万元。其中，2022年和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出现下滑，2022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下滑3.22%、14.43%，2023年分别下滑5.86%、13.83%。尽管2024年上半年乃至三季度业绩有所回升，但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巨大挑战。公司所处的塑料机械行业周期性明显，市场竞争极为激烈，在技术创新不足的情况下，公司难以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实现长期稳定的业绩增长。
在近两年多前的上会现场，深交所针对2022年业绩下滑就要求其说明是否具备持续获取订单的能力，是否具备成长性。而在《落实函》中，深交所也进一步要求浙江华业结合下业发展、客户需求变化和研发投入等，对“持续获取订单能力”进行说明，并要求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浙江华业在《落实回复函》中声称订单可持续，依据是订单环比增长、与下游客户关系稳定及客户更新需求。然而，这些理由经不起深入推敲。首先，2022年公司订单的增长是基于疫情导致的低基数，并不具备代表性。其次，尽管与下游客户合作长久，但不同注塑机需特定螺杆和机筒，浙江华业的产品以定制化为主，若研发不力，合同可能受阻。最后，下游虽有更新需求，但螺杆和哥林柱寿命较长，且技术提升还延长了产品寿命，故更新需求有限。因此，浙江华业是否真的具备持续获取订单的能力，能否持续在激烈的市场中长期立足，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扩大的赊销比例也加剧了这一担忧。招股书显示，浙江华业2019-2021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合计持续增长，而预收款项却急剧下降甚至归零，应收和预收账款出现背离，这表明公司为了维持客户关系，采取了更为宽松的信用政策。“撒钱”获取订单的方式不仅增加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导致资金不断地被消耗在维持订单上无法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稳定的收益来源，也反映出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被动地位。
监管层对创业板企业的定位是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而浙江华业目前的表现似乎与这一定位有所偏差。其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毛利率逐年下滑、产品结构单一、财务内控问题频现以及持续获取订单能力存疑等多方面的问题，都使得其在创业板的定位和发展前景受到质疑。
此外，从财务数据来看，浙江华业还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截至报告期末，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合计为26,559.44万元。然而，公司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却在2022年上半年进行了6000万元的现金分红，这一行为令人费解。同时，根据本次IPO募资计划，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中的2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使得市场对其募资用途的合理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在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急需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公司如何合理安排资金，平衡偿债与发展的关系，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
要知道，资本市场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平台，但绝非企业的避风港。在A股上市的企业应该是基于技术进步的科创型企业，这也是金融强国的核心内在含义之一。资本市场也并非廉价的的融资市场，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是要为社会提供更多利润更多财富，而不是让你度过难关，否则这样的企业在后续的激烈市场之间的竞争中也必然被淘汰。